廖群
国创智库特邀专家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教授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原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预测处处长
去年我国GDP实际增长5.0%，但名义增长4.2%，因而GDP平减指数为-0.8%。GDP平减指数实际就是整体经济的价格指数，为负意味着整体经济的价格水平下降。的确，去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2.2%，加权平均后就对应-0.8%。
这种情况有利有弊，需要全面客观地进行分析。谈经济增长，一般人都是谈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的确，对消费者而言，实际增长就是实惠增加；既然实惠增加了，看实际增长就行了。这当然没错。可是从整体经济的运行来看，名义增长速度低于实际增长速度，会有很多不利。这其实就是价格上涨速度，即通胀率是高有利还是低有利，是为正有利还是为负有利的问题。
应该认识到，价格上涨速度太高当然不好，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但太低，特别是为负，也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首先，导致GDP名义值低，延缓我国GDP赶超发达经济体的时间，因为各国比较GDP是按照名义值来进行的。第二，降低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利润，因为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销售数量，也直接取决于产品销售价格。这将抑制企业投资。第三，企业利润降低使得员工的工资奖金等收入增长减慢，这将抑制居民消费。第四，价格低迷使得居民和企业度感觉现金珍贵，所以更不愿消费或投资。
如果说第一点是排名之争，不甚重要，那么第二、第三和第四点却都是实质性的不利，直接抑制GDP中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这两大主要元素，从而GDP总量及其增长。
所以，合意的GDP增长应该同时具有较高的实际增长速度和温和更高的名义增长速度，即GDP平减指数温和为正，也就是由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所代表的整体价格指数温和为正。
价格指数为正或上涨了，收入，包括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才能比生产或商品供给数量增长更快，从而推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更快，进而GDP增长更快，而GDP增长更快又推动价格指数继续上升。如此，形成一个价格与收入的正向循环；否则反之，是负向循环。
正向循环，只要价格指数控制在目标之下，就是良性的。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控制目标前些年都是3%，今年为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控制目标不明确，但肯定是在0以上，而目前前者在0左右，后者在-2 - -3%，显然都在控制目标之下。所以就当前我国经济来说，价格与收入的正向循环是良性的循环，负向循环是非良性的循环。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的价格指数远未达到温和为正，而收入方面，近年来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长放缓至3%以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在政策支持下与GDP实际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在5%左右，也比预期要低。可见价格指数与收入增长均未达到合意高的水平，导致经济在很多方面运行不畅和增长不力。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两者没有形成上述的良性循环。因此，促使价格与收入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是当前我国稳定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关键一环。既然如此，政策上应为此目的而大幅用力。
如何大幅用力呢？
首先，应大幅提高中低阶层居民收入。要想价格与收入正向循环起来，先要启动一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不应再由政府主动调升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应有市场供需决定，但居民收入可以是一个政策目标。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居民收入是很多现代经济体政府都采用的做法；过去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所以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应是政策启动点。
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财政根本性地提高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这些居民是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群体所在，提高其收入将取得更大的政策边际效应；中长期而言又具有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所谓根本性地，是说不只是一次性的补贴如消费券等，而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等手段进行持续性的收入二次分配。对此，政策的力度应该充分地大，以持续性的大规模政府发债予以支持；毕竟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也明显低于很多其他国家。对高收入阶层居民而言，消费对非大幅度的收入增加的响应很低，但对大幅度的财富性收入增加的反应较强，促使楼市和股市持续回升是提高这些居民升级式消费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二，应大幅降低储蓄存款利率，以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应该认识到，从市场运行角度，价格与收入能否良性地循环起来，取决于两者之间的供需动态平衡；收入能否推动价格上涨，取决于能否提升需求，促进供需平衡。当前未实现良性循环，除了收入增长不够快外，还在于收入未充分地转换成需求，形成了堵点。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不足；从2018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连续7年双位数增长，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速度就可见一斑。
消费意愿不足，反映我国居民传统的节俭意识仍然很强，喜欢存钱，谨慎花钱。也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涵盖面不够宽和保障度不够高有关，很多人担忧未来的养老与医疗，因而多存钱，少花钱。其实，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大幅高于接近于0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更加剧了人们存钱的意愿。在这一形势下，除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应大幅降低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缩小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之差，以降低居民的存款动机，促使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搬家至消费品市场，提升居民消费。
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已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仍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正常年份，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也属偏高水平。考虑到我国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商品与货币供需关系与发达经济体类似呈现双过剩局面，为形成价格与收入的良性循环，应不惜采取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将银行利率调至够低的水平，有必要时甚至向零水平靠拢。
第三，应大幅提升推行“两新“政策，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力度。应该承认，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不足和企业的投资意愿不足，客观上也很大程度地归因于我国商品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确，对绝大多数的居民来说，该买的都买了，而且还能用，想要买的很快就能买到，而且价格便宜；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机器设备等产能超过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市场一有需求目前的产能就能马上创造出供给予以满足。在如此的现实下，居民自然缺乏主动购买商品的欲望，企业也难有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机，分别致使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乏力和工业品出场价格指数持续走低，造成价格与收入的负向循环。
对此，一年多前推出的“两新”政策既是解决良方又是必由之路。以财政补贴鼓励居民以旧换新，即虽还能用但用得不够满意的传统旧产品折价卖出的同时购买现代化的新产品，和企业设备更新，即以现代化的新设备置换传统的旧设备，在当前我国商品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形势下，既去旧供给又创新需求，确是解决问题的可取良方，而在外部需求正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又是必采的解决方案，意义之大是怎么估计都不过高的。既然如此，“两新”政策的力度应在去年的基础上大幅提升，要在全国各地和各行业都形成一个实施“两新”政策的新经济浪潮。
